侯孝贤遗世任侠

第57届金马奖颁奖礼上，73岁的侯孝贤获得终身成就奖，全票通过，当之无愧。

那时正值疫情，交通不便，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还是提前隔离了十四天，专程前来致辞。

在偶像面前，是枝裕和笑的像个孩子，他激动的说：

“当然，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儿子。”

受侯孝贤影响的不只是枝裕和。

贾樟柯说：

“《风柜来的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李沧东说：

“这个导演怎么知道我的秘密？”

台湾电影的三大支柱（摄影李屏宾、录音杜笃之、剪辑廖庆松）在为侯导颁奖时也说：

“侯导不是只有一个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话毕，全场起立鼓掌，致敬一代宗师。

能获得如此殊荣的台湾导演，或许只有侯孝贤一人。

底色中的苍凉

年，侯孝贤在广东梅县出生，四个月时，父亲便托人，让全家移居台湾。

原以为很快能够回到大陆，没想到两年之后，国民政府撤到台湾，从此遥隔两岸，再无归期。

虽然童年时的侯孝贤对此尚无概念，可那种愁绪，已经弥散在他稚嫩的眼前。

记忆中的父亲身患肺病，沉默寡言，一直坐在桌旁，写字、看书。

祖母年事已高，记忆时常出现偏差，她总以为走过那条蜿蜒的马路，便能看到大陆，回到她熟悉的梅江桥、湾下村。

母亲失去了原有的亲属关系，重压之下变得歇斯底里，她住过精神病院，脖颈上赫然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那是她自杀留下的痕迹。

在这种氛围之下，侯孝贤总在外面跑。

他爬树、混小帮派、打架、赌博、读书、阅片，没有什么乐趣，只是不喜欢待在家里。

他说，这算是一种逃避。

他明白了一些什么，形成了一些什么，但他无法面对，更无法解释。

时过境迁，开始创作之路的侯孝贤终于明白，那是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一种印记，无法脱逃，也恰恰是这种印记，构成了他作品中的苍凉底色。

他说：“每一个导演，都有他成长过程中不可脱逃的背景，可当他成熟之后，会通过某种艺术形式去呈现。”

摸爬滚打电影路

年，十九岁的侯孝贤入伍参军，只为和压抑的家庭一刀两断。

电影院成了他无趣生活中的一缕微光，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看四场电影。

某天，他看到一部《十字路口》，大受感动，从此决心自己拍摄电影。

回营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要花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

退伍后，侯孝贤如愿考入国立艺专影剧科，开始了他的电影之旅。

那时的影剧科是戏剧与影视结合授课，氛围很差，上课时老师只顾低头念书，同学们则都痴迷存在主义，每天晃来晃去，读萨特，读尼采，躺在操场上思考“我是怎么回事”。

像大家一样，侯孝贤也无所事事的晃了一年，可一年后他忽然觉得，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随即便把这些书本抛在脑后。

百无聊赖的侯孝贤只能去图书馆借书自学，大一时，他借到一本英文教材，序言的最后一句这样说道：这本书全部看明白了，还是不能成为一个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

“如果看完这本书还不能成为一个导演，那我还看它干嘛？”侯孝贤这样想道。

于是他只看完了这本书的序言，就把书还了。

大二那年，侯孝贤遇到了日本留学归来的曾连荣老师，教一些最基础的imaginaryline（假想线），不知道为什么，侯孝贤学得很快，甚至还能模拟片场的情形教会他的同学，这些同学里，甚至还包括他后来的太太。

毕业八个月后，侯孝贤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机会，他进入了李行导演的剧组，从场记做起，很苦，但很快便得到认可，两部戏之后，他成了副导，后来，又成了编剧，成了导演。

在一次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座中，他这样讲述那时的经历：

“我当做历练，我们有时候，都很急，台湾也一样，当学生就想一下（成功），没这样的事儿，别急，也别想着大导演怎样怎样，我们年轻的时候理都不理的。”

回到自己，回到真实

年，侯孝贤的创作受到了冲击。

那时的侯孝贤已经成为导演，他跟陈坤厚配合无间，一个负责剧作，一个负责摄影，轮流挂名导演，总共合作拍摄了九部长片，都很卖座。包括侯孝贤的头三部电影《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另外还有陈坤厚导演的数部作品包括《我踏浪而来》、《小毕的故事》和《小爸爸的天空》等片。

那时的侯孝贤全凭天然的直觉，几乎没有理论支撑。

但在杨德昌等海外留学的朋友口中，侯孝贤第一次得知了一些电影的专有名词和大师导演的名字。

侯孝贤忽然慌了：

“本来电影拍得好好的，从什么地方开始拍我都知道，很清楚；这下麻烦了，有了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这个内容需要什么形式。我本来会拍的，被他们一讲，不会拍了。”

那时，编剧朱天文给侯孝贤看了一本《沈从文自传》，解答了他的疑惑。

在这本自传里，沈从文只讲自己，他的家庭、他周遭的环境，他的视野似乎是俯视的，客观的，自然的。

这让侯孝贤醍醐灌顶。

在拍摄《风柜来的人》时，他开始使用这种视野，他跟摄影师陈坤厚说：

“远一点。”

从那次开始，侯孝贤开始往自己的经历里寻找灵感，拍摄了《童年往事》。

他也开始热衷于观察别人的经历，比如朱天文的《冬冬的假期》和吴念真的《恋恋风尘》。

从自己的经历，到别人的经历，侯孝贤进入了一种境界，打开了一种视野，形成了某种自觉，开始清晰地看到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年轻时，我们看不到别人，只能看到自己。但只有你看到别人，才能知道别人的立场，别人的位置。创作，是从观察开始的。”

“你看到一场车祸，看到一辆车撞到一个小孩，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看到交通设施的不完善，有的人看到逃逸车主的道德败坏，我们总是把一个事件放置在自己的概念里，可是我们忘了，要让这些人真正的活过来，当他们活过来了，事情本身的意义是大于很多概念的。”

这种观察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

无论是《悲情城市》中林氏家族的命运，还是《海上花》中清末青楼的幽闭，抑或是《南国再见，南国》中琐碎的日常与迷幻，侯孝贤似乎都远远地站着。

他旁观，但并不冷眼旁观，他站在人物的角度，默然思索，默然关怀。

正如娄烨所说：“你的作品是怎样的，你的生活就是怎样的。”

侯孝贤的生活也像极了他的作品，朋友杨德昌有难，他不惜卖房，鼎力相助；电影的分红，他尽数赠与廖庆松与杜笃之，让他们更新设备；甚至获得终身成就奖时，他的第一反应都是将奖金捐给金马奖委员会（虽然工作人员尴尬的表示此奖项并无奖金）。

可面对昔日好友张艺谋，他也慨然直言：“现在的他像个政治局常委。”

他遗世独立，对权力嗤之以鼻，他也是当代任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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