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谁创建了陈家祠出口转内销的艺

陈家祠由清末广东72县陈氏族人集资建成，但陈家祠的创建过程与随后的管理，主要掌握在新会人、台山人手里，这两个县的“三行佬”长期执香港建筑业之牛耳。陈家祠建筑风格民间气息、商业气息太浓，不受广府文人欢迎，它的身价名声，主要得益于一场漫长的“出口转内销”运动。

陈家祠侧影

新会人与台山人

在陈家祠创建史上，新会人、台山人占有最重要地位，这一史实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深入解读。陈氏书院正座西三龛排位图记载，到年为止，认捐主位最多的是广东台山（新宁）人，达人，新会县第三位，为人，南海县人，排第二位。只有厘清陈照南、陈炳章的来历，才能透彻理解这一现象。

陈照南次子陈兆棠，于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二十三名副榜（光绪《新宁县志》），他在参加广东自治研究社时填写的籍贯是“新宁”（台山）。年辛丑庚子并科广东乡试，陈炳章长子陈始昌考中举人，《题名录》中籍贯写的是新宁。梅江西村“陈氏祖祠”中，曾有一块匾额是由“陈栋”题写（林福杰：《新会风物掌故选》第页）。这个陈栋也是台山人，道光廿九年拔贡，授云南丽江知县，升丽江知府，花翎候选道，是48名陈家祠“倡建绅耆”之一。笔者认为，陈照南、陈炳章这个家族是从台山移居新会梅江。这一点，也与梅江村委副主任陈仕朋的家族记忆吻合，陈仕朋自述其祖先来自台山县冲泮。

梅江村陈氏祖祠

梅江村位于新会会城南面的冲积平原上，以出产“新会柑”著称于世，早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海”（水面），最初由来自天马村的陈氏族人开发，其后又接纳了另外三个来自不同族源的陈氏族人：一支来自本县天湖蓢（陈冲），其二来自台山县海晏、冲泮、高岭、玉怀等村，其三来自本县大泽镇李苑村。故老相传，天马陈氏于嘉庆十几年（年左右）来此开村，而后陆续有新会、台山各乡陈氏族人迁入。梅江村跟珠江三角洲许多地方相似，沙田开发的工作量十分繁重，需要大量劳动力作长期经营。率先移居梅江的天马陈氏，或是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乃招引不同族源的同姓共同开发。梅江村的陈氏宗族，属于郑振满所说的“合同式宗族”。

村中最早的庙宇“帝王庙”，建成于道光辛丑年（），供奉上帝、侯王、文昌君、陈巧。所谓“侯王”是指陈氏得姓始祖妫满，于公元前年被周武王封于陈国，为周的诸侯国；陈巧（陈考）则是新会棠下镇石头村陈族始祖，相传于元代得道成仙。（林福杰等：《话说梅江》第4页）梅江村开村早期没有祠堂，帝王庙供奉最遥远的得姓始祖而没有始迁祖，显示梅江村表面上虽是单姓村，却并非来自同一族源，没有共同的始迁祖。

梅江村帝王庙

种种迹象表明，陈照南、陈炳章这两个家庭最初来自台山，具体哪个村镇仍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移居新会后，仍一直保留着台山籍贯。陈照南之子陈兆棠考中顺天乡试副榜，是梅江村第一个获得功名的人。年，陈炳章之子陈始昌考中举人，梅江村得以建立祠堂。

陈杰卿文章中提到的陈家祠第三个创始人是他父亲陈香邻。陈香邻为广州七十二行商人代表性人物，在粤汉铁路招股活动中十分活跃，也是清末民初广州公益慈善领袖之一。他在七十二行当中属于帐联业，新会人，于广州西关长乐街15号开设永康店。陈香邻、陈杰卿父子长期参与陈家祠的管理。

年体育界人士利用陈家祠场地创办广东体育专门学校时，由新会翰林陈启煇作主借出；据陈毓明《外海乡事一斑》所述，陈启煇也参与了陈氏书院的规划与创建。年代，陈氏书院的重要契据由台山人陈卓平（广州爱群酒店老板）负责保管，年陈卓平将陈氏书院契据请人送往沙面汇丰银行代保管，不幸的是这批契据现已不知去向。（崔惠华：《陈氏书院始建年代考》）从年开始筹建到年，见于记载的陈氏书院实际负责人，除陈春畋为东莞人、陈萝生（陈大年）为南海人，陈幹宸、陈新吾、陈俊生籍贯不详外，陈瑞南、陈照南、陈启煇、陈兆棠、陈香邻、陈杰卿、陈卓平均为新会、台山两县人。

陈颍川堂

陈家祠筹建初期，曾分别用“陈世昌堂”、“陈颍川堂”两个实体收取捐款、收购土地。前文已论证，“陈世昌堂”是陈瑞南家族堂号。那么，“陈颍川堂”究竟由谁控制、代表着什么样的背景？限于史料，对此作确定性的结论有些困难，但仍可从多个方面的迹象去作合理推测。笔者初步认为，“陈颍川堂”是由陈照南控制的堂号，充当陈氏书院的业主总代表。晚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堂号可以有实际的指代对象，常常是指同一祖先的兄弟叔侄若干人，但也可以只是一个化名。科大卫引用的年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判决书，对堂号虚指的情形有如下判断：

首先需要陈述一个事实，由于一些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的原因，中国人使用“XX堂”这种称谓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化名。它并不指代某个人，而是代表一笔特定的款项，参与其中的人们试图使用或掌管这笔款项。虽然他们是否有权力这样做，还要依据具体的案情作出判断，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知道有时一个人甚至会使用几个不同的堂名……（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65页）

若笔者的推测无误，陈照南使用“陈颍川堂”，对外代表陈家祠，对内代表着他和陈炳章家族均来自台山，借此吸引更多台山华侨出资认购主位。

曾任颍川令的陈寔，多被广东陈氏认作共同的祖宗，有许多不同的陈氏家族、宗族都用“颍川堂”作堂号，在这一层面上看，“陈颍川堂”似乎是个通用的符号。笔者注意到另一层面的事实，即从晚清至今，台山陈氏族人喜欢用“陈颍川堂”来指代来自台山县的陈氏族人总体。年，台山陈氏自治协会创办《颍川月刊》，中间一度停办，年复刊，由台山市颍川联谊会执行编辑工作。台山氏颍川联谊会在复刊《颍川月刊》的同时，即开始酝酿兴建陈氏纪念馆（合族祠），至年向海内外陈氏宗亲筹集到多万港元，仿照广州陈家祠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并动工兴建，年建成时，直接命名为“陈颍川堂”。陈照南使用“陈颍川堂”作为接受捐款的实体，含有鼓励台山陈氏族人踊跃捐款的意味，台山陈氏族人最终也在陈家祠拥有最多牌位。

新建的台山“陈颍川堂”

陈家祠的香港元素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王发志指出陈氏书院具有香港元素：“陈氏书院‘德表’和‘庆基’两个便门内的地面不是用石材铺垫，而是用从香港运来的砖块铺垫。每块砖长约23.5厘米，宽约12.5厘米，高约5厘米。砖块正面雕刻有网格状的纹饰，可以在雨天起到防滑的作用，美观实用。砖的反面雕刻着‘HKB’字样，全部英文字母写出来就是‘HongKongBrick’，汉语即为‘香港砖’，表明其产地在香港。”（《陈氏宗族的精神家园》，第55-56页）

还有不少学者提到，陈家祠内的铁柱长廊不见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中，属于明显的西式元素。陈氏书院建筑的香港元素、西式元素，应与陈照南、陈炳章在香港长期从事建筑、建材行业有密切关系。岭南建筑史学者彭长歆，曾论述香港营造业对岭南各地的影响：

在岭南近代营造体系的形成中，香港是重要的源头和参照系。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建设中较早引入西方建筑制度，使香港成为岭南最早建立营造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由于熟悉西人建筑活动的运行模式和技术特点，并能有效组织大规模建筑生产，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的建筑公司在广州等中心城市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如林护的香港联益建筑公司和谭肇康的永利、浴利公司等。林护(～)，字裘焯，广东新会牛湾镇上升乡飞龙村人。林护幼孤家贫，14岁赴澳洲谋生，工余就读夜校，后定居香港，从事建筑业，随后在香港创办联益建筑公司，承建各项工程，为香港及华南建筑业首位。与林护的经历颇为相似，谭肇康(～1)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双水镇上凌乡，幼年丧父，家境艰难。光绪十六年()，谭肇康前往香港谋生，工余之暇，刻苦钻研建筑知识。其间曾一度赴加拿大谋生，返国后前往大连学习建筑工程，后在友人帮助下在香港创立永利、裕利建筑公司，业务遍及省、港、澳三地，与林护的建筑公司并驾齐驱。（彭长歆：《现代性·地方性——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转型》，同济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彭长歆以林护、谭肇康两人为香港早期营造业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来自新会。实际上，陈照南、陈炳章从新会前往香港从事建筑业，要比林护、谭肇康还早二三十年。由此看来，香港开埠初期的建筑业历史，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为符合陈家祠作为礼制建筑的要求，陈照南在陈家祠工程中只是运用了少量西式元素，仍以广府建筑风格为主。彭长歆认为：“时值岭南洋务建设最兴盛的时期，并由民间最具开拓精神的商界精英主持，陈氏书院在建筑形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所固守的地方性和传统性显然与其建造背景有相当程度的偏离，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民间审美在当时仍保持强大的文化惯性。”（同上，第页）

陈家祠之“出口转内销”

年12月17日，《香港华字日报》有一段话，道出陈家祠名声在外的特点：“西关连元大街陈氏书院，规模极大，外人游历到省，必先往该祠参观。”陈家祠从建成开始，在广州及周边并未引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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